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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修宪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提出动议并以2/3多数通过，然后交由国民投票。在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一党获得超过2/3议席，超过在众议院通过修宪动议的门槛。这显然促成了高市眼中的所谓“时机成熟”。不过，在参议院，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执政联盟未能占据过半席位，高市现在寄望于参政党、国民等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修宪，进而达到在参议院通过修宪动议所需的2/3门槛。另外，在自民党看来，过去修宪进程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原来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掣肘。现在共同执政的换成在修宪问题上态度积极的日本维新会，这在高市看来也是“机会”。

　　另一方面，“和平宪法”让日本能够免于卷入大国冲突。冷战期间，美国并非不想让日本参与其在全球的军事活动。当时日本之所以能避免卷入美国对越战争泥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和平宪法”。1954年，日本国会以“和平宪法”为基础通过决议，“自卫队不能进行海外任务”。越战期间美国一再要求日本“派兵支持”，但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均以宪法第九条为依据拒绝派自卫队。今年3月高市早苗访问华盛顿，美方要求日本派自卫队舰船“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高市和日本政府当时拒绝的理由，也是在日本宪法框架下存在各种事态认定和限制。

　　高市等人之所以强调“修宪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是因为日本右翼修宪势力仍固执信奉权力政治观。这种政治观认为国际社会本质上是弱肉强食，只有权力政治和军力增强才能给日本带来所谓的“安全”。事实上，这种权力政治观正是造成日本历史上走上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道路的元凶。现在，日本右翼势力鼓噪甚至人为制造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其强军扩武寻找借口。这种做法只会让周边国家更加警惕日本言行的危险性，从而破坏东亚整体的和平稳定环境。就此而言，日本右翼处心积虑强推修宪进程，很可能会导致东亚陷入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

　　从具体修宪内容来看，高市内阁主要是想推动两大议题。一是创设所谓“紧急事态条款”，即在宪法中新增关于“紧急事态”背景下议员任期延长、内阁拥有发布紧急政令权等内容。自民党称，新增条款可确保在大规模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下维持国家机器有效运转，但该条款的本质是赋予内阁绕过国会进行立法的权力，因此存在违宪与滥用的风险。二是修改宪法第九条。自民党主张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此确立自卫队的“法理地位”，从而结束自卫队违宪与否的论争，使日本拥有事实上的“国防军”。

　　长期以来，修宪一直是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核心政治诉求。自民党在2005年、2012年以及2017年分别公布“新宪法草案”“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修宪四条款”等修宪草案，并提出将自卫队改组为以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的“国防军”等一系列设想。前两份草案因过于激进而未得到日本国会以及民众支持，第三份草案则是没能在自民党内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尽管如此，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为代表的“修宪四条款”，已是前首相安倍晋三当时认为其所能提出的最有可能实现的修宪构想了。就此而言，高市内阁承袭安倍时期的修宪路径，很大程度上是在完成安倍的“遗愿”。

　　同时还应注意，日本右翼强推修宪并非孤立的宪法和选举问题，而是高市内阁整体国家安保战略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近来无论是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提升防卫费至GDP的2%以上，还是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等，都需要突破法律层面的护栏。而一旦“和平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上述强军扩武行为就将获得国家根本的背书，日本的安保政策将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约束，这势必侵蚀亚洲地区维持战略克制、长期和平稳定的基础，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和潜在的安全困境。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应该高度关注日本修宪的最新动向，敦促日本恪守和平承诺，切实维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主义国际秩序。

　　战后初期，在国内经济社会重建任务艰巨以及国际层面战后体制束缚之下，日本国内修宪呼声并未形成声势。1947年，《日本国宪法》颁布施行，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有军队等内容，因而被称为“和平宪法”。战败投降之初，吉田茂内阁推行以重经济、轻军备和对美协调等为核心的“吉田路线”，主张回避军事扩张，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换取美国军事保护，同时集中资源重建国内工业体系。这些做法，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等外部因素，使日本在短短10年左右时间便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68年，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日本经济在战后迎来“高光时刻”。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日元面临升值压力，尤其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战后经济增长奇迹步入尾声。在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国内推动修宪呼声不高，在日美安保条约框架下既受美国保护也受一定约束，总体延续“专守防卫”原则。1955年日本自民党刚一成立，就将修宪主张列入党纲，但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当时日本社会上下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日本国内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声音逐渐高涨。中曾根康弘1982年就任首相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想要摆脱美国控制，同时增加国防费用支出，谋求向海外派兵，并且试图通过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而成为“政治大国”。与此同时，以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在主张对美“说不”、谋求与美平等关系的同时，开始渲染和鼓噪所谓“周边安全威胁”，谋求突破“和平宪法”规定的“转守防卫”原则。与之相伴，日本右翼势力诋毁“东京审判”、篡改历史教科书等历史修正主义言行增多。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开始掀起鼓噪修宪的一波高潮。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右翼政客以“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为由，提出派自卫队出国参加维和部队。在国内政界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相关法案流产，但日本右翼的类似意图和操作并未就此停止。冷战后，尤其随着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窘境，日本国内民众焦虑和不满情绪日增，一些右翼政客随即利用这种社会情绪，加大对民族主义和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鼓噪，借机推动右翼政治议程。这就有了后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日本时任首相，以所谓“国家正常化”为目标推动一系列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操作。

　　但总的来看，日本右翼过去在推动直接修改“和平宪法”条文方面没能取得太大突破，于是转而采取“解释性修宪”的方式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目标。之所以至今没能推动直接修宪，一方面是因为从《联合国》到《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战后国际法律文件，都对日本右翼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的冲动起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维护“和平宪法”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包括过去自民党内部的温和派、理性派，一直都对右翼势力发挥着较强的抑制作用。